卌年丨他学医三月退学考研，只为追求数学的梦想

原创：贾建初新三届 2018-07-16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贾建初， 1953年出生于武汉。1969年初离开北京去江西分宜五七干校当知青。1977级考入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机械工程系，1985获得北京轻工业学院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92年获得美国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制浆造纸工程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多家公司担任注册工程师和职业项目经理，现居住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原题

数学博士与二进宫

郑德大的77级之路

引子

同郑德大的结识是源于77级这个藏龙卧虎的群。我在去年12月份进群不久，写了一篇《解析亚特兰大77级》的文章，对亚特兰大77级这个独特的群体进行了极为初步浅显的统计分析。碍于收集到的信息不全，想做进一步深入分析有些困难, 于是我和雷鸣同学决定采用明察暗访的方式搜集统计所需的数据。

我们在群里发了征询，请求同学自愿提供几项数据，其中包括是否带工资上大学，最高学位等等，通过私信给我或雷鸣。

数天之后，我收到一名叫郑德大的同学的私信，说他的最高学位是数学博士。我随即查了一下手头的77级名单，在上海第二医学院那一栏，确有一个叫郑德大的同学，但他是口腔系77级的，似乎和数学挂不上号。我有点犯糊涂，便问雷鸣，他是不是写错了信息，怎么一个学医的77级最后拿到数学博士学位。雷鸣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为了慎重起见，我打电话给郑德大，向他核实此郑德大（数学博士）是不是就是彼郑德大（口腔系77级的学生）。

“没错，那就是我。”一个带有上海口音洪亮的男中音从电话中传出。

“怎么一个77级的医学院的学生来美后转读数学，还拿了一个数学博士学位？”

“说来话长……”

在这个简短的通话中，我得知郑德大是和我一样的69届初中生。我深深地知道，我们这届的同学能够在1977年战战兢兢地跨过高考这座独木桥的真是凤毛麟角，当时我是多么地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上大学的机会。而这个郑德大不但轻松地考上了医学院，居然还在入学后的三个月内主动退学，直接报考研究生。这是多么牛的一位69届同学。后来我还猛然间想起，他就是在去年亚特兰大77级庆祝高考40周年聚会上唱花脸的那位同学。

我想起了京剧中有一出戏，叫《二进宫》。讲的是明朝的隆庆帝死后，他的两位忠臣，历经曲折，二进宫，辅佐太后太子执政，稳固明室社稷的故事。如果把大学比作获取知识的圣殿的话，那末郑德大1978年和1979年两次跨入大学的门槛，不也是二进宫吗？4月初，我得到了采访郑德大的机会。下面就是郑德大的故事。

退学

距今40年的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值得记上重重一笔的一年。那是经过漫长的10年动乱后国家大幅度拨乱反正的一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吹响冲锋号的一年。那一年记载着32件大事, 其中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共北京市委为1976年的“事件”平反，中美宣布建立外交关系，等等。这桩桩件件都与全中国老百姓的命运以及世界政治格局变化息息相关的大事。每一件大事都值得历史学家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反复研究。

在这些大事中，有三件是对郑德大的个人命运关系最为密切的。第一是在春节过后，在离开课堂11年后，他坐在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明亮的教室里和同学们一起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第二是1月10日教育部提出将1977年和1978年研究生招收工作合并进行，同时报考，统一入学。第三是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介绍数学家陈景润的事迹，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数学和科学的热潮。

在上海第二医学院开学后不久，大概在3-4月期间，上海铁道学院基础部的楼世博教授在报纸上刊登了招收模糊数学的研究生的广告。久闻楼世博教授大名和他的模糊数学研究工作的郑德大看到广告后怦然心动。

他找到班上的辅导员，向他袒露了自己想要报考楼世博教授研究生的心愿，希望学校可以给他开个绿灯。万一研究生考不上，他就回来接着安心地读他的牙医课程。郑德大的算盘打得挺好，可是几天后，他却得到了这样一个答复，说是在校就读的大学生是不可以报考研究生的。

郑德大颇感失望，但又无法压下他对数学的兴趣和报考研究生的愿望，就反复追问辅导员，如果一定要考研究生，会有什么后果。又经过一番汇报请示，辅导员用十分肯定的口气回复他说：“如果你执意要考，必须退学。”

就在郑德大和校方反复交涉报考研究生的手续的过程中，1978年5月5日，全国63500名研究生考生在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研究生入学考试。

虽然错过了报考当年的研究生的时机，郑德大还是毅然做出了一个人生中重要的决定，退学！他卷好铺盖，收起书包，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他入学前工作的万吨级货轮，留在背后的是一片惋惜声和跌落一地的眼镜。那个小青年的脑子是不是瓦特了？

牛人的境界常人理解不了，用一句刚刚学来的古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笔者好像也缺乏一点鸿鹄之志，对郑德大的决定也感到些许惋惜。为什么呢？因为否则的话亚特兰大很可能会多出一位医术精湛又充满爱心的华人牙医，咱们这些77级大爷大妈们种个牙，做个牙冠什么的岂不更加方便？

小逍遥派

郑德大原籍四川宜宾，出生在上海市的一个海员家庭，父亲是广州海运局远洋轮的轮机长，母亲是五官科医生。他是家里的独苗。

郑德大和母亲

郑德大和父亲

他天生聪颖，精力旺盛。一方面功课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一方面经常要和同学及邻居孩子们打架，弄堂里几个孩子三天两头到老师处和郑德大妈妈处告状，以致于郑德大每天放学都要被妈妈一顿训斥。他一直到三年级才戴上红领巾，在少先队担任过的最高职务仅是一个小队副，从来没当过三好学生。

66届的小学生该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文革开始，全国学校停课闹革命。直到1968年，郑德大才进入中学复课闹革命。没有传统的教材，新编的，带有大批判特色的《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代替了数理化课程。英语学过一学期，一册教材，完成了26个字母的学习，印象深的教学内容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当时英语课堂纪律不大好，英语老师每堂课在黑板上写“温故而知新”五个大字，然后带大家大声念“Long live Chairman Mao”，给郑德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那混乱的年月里，由于郑德大的外婆成分是地主，年迈的外公外婆动不动就被里弄委员会喊去扫大街，这给郑德大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阴影。他既没有参加串联，没参加任何红卫兵造反组织，算是个小逍遥派。他的父母亲担心十几岁调皮儿子和社会上的人学坏，就由父亲开始教他中学的数学和英语两门课。数学从正数和负数的概念讲起，英语从ABC讲起。父亲虽然大部分时间出海不在家，但每次回来休假，就一对一的给儿子上课。临走时，必给儿子留下家庭作业，下次回来检查。

郑德大和外公外婆

除了和父亲学习数学和英语外，郑德大还几乎每天和楼上邻居的哥哥姐姐一起唱革命样板戏。其中一个哥哥拉京胡，姐姐唱青衣（阿庆嫂），另一位哥哥唱老生（郭建光），郑德大嗓门大，就被安排唱花脸（胡传魁）。这样，唱京剧的爱好就从那时开始了。

1968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1970年就轮到了郑德大这一届学生。上海69届的初中毕业生没有留城进工矿的机会，百分之百要上山下乡，实现一片红。郑德大是家里的独苗，父亲又长期在远洋轮上工作不在家，上海家中只有母亲和一对年迈的外祖父母。即使是这种家庭情况，郑德大也不能得到豁免。

当时，上海69届的上山下乡分配方向为：江西、安徽、云南、贵州、内蒙古和黑龙江六个省/自治区。学校还允许部分家长把孩子送往家乡插队落户，称为“自插”。郑德大的母亲就在学校给郑德大报了“自插”这一分配方向。于是乎，郑德大没有随同学们一起去外地插队，暂时留在了上海家中。

但好景不长，1971年的春天，由于郑德大一个邻居的小报告直接打到了上海市革委会王洪文那里，密告郑德大并没按照他填写的“自插”的志愿离开上海回老家插队。王洪文知道此事后大为震怒，遂命令他的秘书到学校来查实此事。郑德大和母亲一同被工宣队叫到学校受训斥，说他们破坏上山下乡的大好形势，损坏该中学已经上报市革委会的上山下乡一片红的荣誉等等。

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帽砸来，没经过这阵势的大男孩郑德大感到害怕迷茫，他的母亲虽然也有些紧张，但思维还是很清楚的。她冷静地想起一个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上海的理由，就是孩子有病，需要暂时留在上海治疗。

此时郑德大展现了他唱京剧时练下的特殊功能，每次被抽查身体量血压时，丹田处稍一用力，血压就高到超标。几次下来，学校给市革委会王洪文写了报告，说此学生确实是有高血压，需要休息治疗，康复后再去原籍插队。此事就这样平息了下来。

由于郑德大是病休，无法要求街道里弄安排工作。只能在家“养病”。

此时，郑德大的同学邻居好友大部分都上山下乡去了，包括和他一起练习革命样板戏的邻居大哥哥也去了安徽插队。

革命样板戏没得唱了，因病休又不能分配工作。一个17~18岁的小伙子闲在家里没事干不是长久之计，搞不好还可能和社会上的坏人一起走邪道。面对社会上盛行的读书无用论，虽然看不到读书会给儿子带来的眼前利益，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却坚信知识的力量。当时儿子和父亲学习数学英语已经有了一定基础。郑德大已经具备了自学数学的能力。对于英语，当医生的母亲就先后请了几位非常优秀的英文老师为儿子单独开小灶。

母亲为儿子请的第一位英文老师是上海翻译社的专业俄文翻译，名叫邵洪。他从初级英语开始，从英语文法，词汇到简单的阅读，共教了郑德大一年半的时间。到1972年的夏天，郑德大的英文水平已经达到了非英文专业的大学三年级学生的水平了。

这时，邵洪老师诚恳地对郑德大说，我是学俄文出身的，只能教你到这样的程度了。你若要继续深入学下去，我给你介绍一位更好的老师，名叫叶维。

叶维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是上海翻译社的英文翻译，以翻译狄更斯的作品见长。文革期间上海翻译社已经解散，叶维先生赋闲在家。当邵洪老师把19岁的郑德大介绍给叶老师学习英语时，叶老师非常喜欢这个好学的小伙子。他决定教郑德大《英国文学名著精读》课。

尽管叶先生是翻译狄更斯著作的专家，但考虑到郑德大是初次接触英国文学，对欧洲历史了解有限，一下子研读狄更斯的作品，难度较大。而他认为英国女作家的作品更为容易理解。所以叶先生教郑德大精读的第一本英文原著是英国女小说家简.奥斯汀创作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采用的教学方法是每天读一页，老师先把小说用英语朗读一遍，然后让郑德大跟着朗读。布置的家庭作业是把文中的生词都查出来。第二天再接着朗读，师生一起讨论单词和整段小说的内容。再由郑德大用中文翻译出来。开始郑德大是逐字逐句地硬翻译，翻出来的句子非常拗口。叶老先生的中文功底非常深厚，他随口翻译出来的英文译中文的段落就有很强的文学性。

就这样，郑德大每天到叶老师家上课，回家完成作业。一段时间下来，郑德大的英文阅读和口头翻译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叶老师还带着郑德大精读了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和夏綠蒂·勃朗特的《简爱》。独居赋闲在家的叶老师，能有学子上门求教，自然是非常高兴。他是尽心尽力地教，而且分文不取。

因为和自己外公外婆年龄相仿，郑德大称呼老先生为外公，时间长了，叶先生也把德大当成自己的亲外孙看待。每次德大来上课，只要在楼下喊一声“外公，我来了”，叶老先生就从窗户中把房门钥匙扔下楼去，由德大自己开门进来。由于文革引起老先生生活变故，非常潦倒，被迫住在一间公用厕所旁边的6平方米的亭子间。老先生不会也无条件做饭，每天早上出门买一大暖水瓶的豆浆加上几根油条，就权当是一天的伙食了。老先生的狭小的房间只能摆放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两把椅子和一个小柜子。每次来上课，郑德大就和老先生坐在写字台旁边仅有的两张椅子上。如果来的人多了，就坐在老先生的床上。

看到老先生家的生活窘况，郑德大心里过意不去，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为老师家里拖地板的工作。而郑德大的外婆就常常烧些好吃的饭菜，让郑德大带来给老师。就这样，几年学下来，郑德大的英文阅读能力和词汇量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在叶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提高了文学修养。郑德大和叶老师也结下了深厚的超越师生关系的延续一生的情感。

在和叶老师学习名著精读课的同时，郑德大还每周两次到上海铁道医学院的英语老师方琳家里学习发音，听力和日常英语对话。用的课本是朗讯的《ESSENTAIL ENGLISH》。方琳老师是1950年代初期从美国密西根大学留学归国的。她的发音是纯正美式发音。方老师曾经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国际部做过对外广播的英语播音员。在方琳老师的精心指导下，郑德大英语会话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逍遥,在那个年代被认为是不求进步的表现，但是逍遥者却往往藏有大智慧。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现而今为人父人母者，是否能从中体会出一些对人生有益的哲理呢？

美军北部湾布雷行动

1972年5月的一天，越南北方北部湾水域天朗气清，碧波荡漾，鱼儿在水里自由地游荡。广州海运局的两艘货轮，红旗151轮和红旗160轮，满载着中国援越物资，乘风破浪，并排着驶往北越的海防港。突然间，天空黑压压出现了大批美军飞机，其中有很多是号称同温层堡垒的B52战略轰炸机。一会儿，轰炸机向海面投下了许多爆炸物。这些爆炸物投到海里并没有马上爆炸，却把海上的船只，包括广州海运局的红旗151轮和红旗160轮，一下子困住了，不能动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美军北部湾攻势布雷行动。

在这次布雷行动中，美军共布设各型水雷6000余枚，构成43个雷区。对于突如其来的布雷封锁，北越方面预先缺乏思想准备和防范措施，结果有26艘运输船及47艘其他船艇受损，26艘外轮被困于港内无法行动，整个海上交通几乎陷于瘫痪。

因为尼克松刚刚在1972年2月21日访华，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刚刚开始。尼克松总统不愿意在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设置新的障碍，故没有对中国轮船直接下手。被困的广州海运局的红旗151轮和红旗160轮之间相距有几百米的距离，尽管轮船的周围布满了水雷，两艘轮船之间的几百米海面上没有布雷。

中国政府在得知消息后，指示这两艘轮船不要挪动，驻守原地，让其它向北越运送物资的船只从它们中间通过，给运送援越物资的海上通道留下一条生命线。这样，红旗151轮和160轮就像两颗钢钉，死死地插在布雷区的边界线上。两条船上几十名船员无法正常休假回家，在船上坚守岗位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在那期间，船上的食品供应是用的库存货，而淡水则是由越南方面在夜间用小船送来的。海员们和家人的正常通信也中断了。

当时担任红旗160轮轮机长的就是郑德大的父亲。

1972年8月22日上午，红旗151轮的船长周茂臣、副政委马传珠、水手张祥斌、谢茂良和加油工方淑通等5名船员乘救生艇到红旗160轮联系工作，返回途中突遭美军飞机俯冲投弹，救生艇被炸毁，5名船员壮烈牺牲。

这一消息立刻传到广州海运局的领导那里，由于当时的通讯联络条件很差，海运局的领导一时间搞不清牺牲人员名单。就电报通知两艘轮船上所有海员的家属到广州海运局来等候消息。

郑德大的母亲接到通知后心急火燎地从上海飞往广州，到了广州后得知自己的丈夫还活着，但是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心里不踏实。一同到来的情绪焦躁不安的家属们纷纷提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要求。广州海运局的领导们无法满足家属们的要求，故告诉家属们若有其它困难尽管提出，局领导会全力帮助解决。

想到儿子初中毕业已经3年了，工作问题仍无着落，郑德大的母亲就向局领导提出解决儿子在上海的就业问题。广州海运局立刻同意帮助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在北部湾布雷事件一年半以后，郑德大，以抗美援越英雄船轮机长儿子的名义，光荣地成为了上海海运局的一名正式职工。

1975年春，郑德大恋恋不舍地和两位英文老师告了别，带着几份英文原版的新西兰共产党的机关报和线性代数的课本，高高兴兴地到上海海运局的长宁轮上当了一名机工。

长宁号万吨货船是在上海港和秦皇岛港之间运煤的货船。每次出海都要在海上4~5天时间。由于在海上航行时，没有信号，无法看电视听广播及与外界进行任何联系。虽然海员们的伙食标准很高，两人一间的带空调的宿舍条件也很好，还可以天天洗热水澡。但他们的业余精神生活十分单调，枯燥，每天除了8小时的上班，业余时间没有其他事情可以打发时间。这倒是给爱学习的郑德大创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读书学习的机会。

在登上长宁号轮6个月后，郑德大就顺利地通过了学徒的岗位培训，成为一名独立工作的机工。他负责监测记录船上所有设备的运行记录，并开始学习机械设备的日常维护和检修。在船上的两年时间，郑德大除了兢兢业业地履行一名万吨货船机工的职责外，还通过自学学完了大学的线性代数课程，并仔细地阅读了在邮局买来的每一期的新西兰共产党的机关报。大大地提高了阅读新闻报道的能力。

1977年高考

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并在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及全国各的报纸上公布。政策规定，凡是1946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中学毕业生，都可以报考。因为时间紧，各个省市自行组织报名、命题、考试。这一特大新闻传出后，整个中国社会沸腾了。全国上千万青年都跃跃欲试地准备报考梦寐以求的大学。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这次高考，全国共有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考场,考试历时一个月，最终录取了27万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这年的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这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是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

在上海海运局已经当了两年半机工的郑德大，听到这个好消息后，马上报了名。由于他的数理基础坚实, 郑德大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理工类的学校.。在填写志愿时，他报的第一志愿是上海科技大学数学系; 第二志愿上海海运学院轮机系; 第三志愿是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系。

其实凭他个人的实力，他报考全国重点大学应该是毫无悬念的，但是考虑到毕业分配的方向问题，他报考的学校全部是上海市的院校。1977年上海市的高考时间是12月11日和12日两天。理科考试要考数学，政治，理化和语文这4门。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由于多年的坚持自学，郑德大自认为应付数学和物理考试较有把握。但是化学是他从未学习过的科目，临时抱佛脚从零开始学化学似乎有些来不及，他就不打算在化学上花时间了。在余下来的几十天时间里，他请了几天病假，再加上他往日积攒的公休日，使他能够在这段时间不出海，安心在家里复习功课迎考。

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几个立志参加高考的朋友经常到一个高中数学老师和一个语文老师家中, 听老师们讲解数学题和辅导作文政治。这些老师完全出于对于这些好学青年的爱护和关心，花了大量的业余时间不求任何回报地辅导这些上门求教的青年。有些青年他们甚至都叫不出名字。郑德大至今对这几位高中老师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40多年过去了，郑德大仍然清楚地记得77级的高考是1977年12月上旬在上海格致中学进行的。11日上午考的数学，题目比较简单; 下午考的政治内容也是在他准备的范围之内。12日上午考的物理化学，物理占60分，化学占40分。物理感觉比较容易, 化学基本上是没答出几道题。下午考的语文，作文写的是他在上海海运局长宁号作机工第一天的感受。

1978年1月上旬, 当郑德大在家休假时, 他收到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系的录取通知书。尽管没有如愿被第一志愿的上海科技大学数学系录取，但是，毕竟有了一个机会，在离开课堂11年后，重返课堂，进入大学读书。郑德大非常高兴地，怀着憧憬的心情踏入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校门。这是郑德大在1977年高考后第一次踏进获取知识的殿堂的大学门槛，是他的第一次进宫。

数学之路

1979年春天，从上海第二医学院退学回到船上当海员的郑德大看到上海铁道学院的楼世博教授又登出应用数学研究生班的招生广告，他如愿以偿地报了名。6月份参加了研究生的入学考试。

看到这里，读者也许会有些担心，一个只受过6年正规教育的小学生毕业生直接考研究生，而且是数学专业，能成吗？但是整个考试过程却是波澜不惊。德大记得当时他考的是五门课：英语，政治，线性代数，高等数学，和数理逻辑。考完以后，除了感觉高等数学部分答题有些不理想之外，其他科目都很顺利。

不久，德大接到上海铁道学院研究生的入学通知，消息传回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系，让头一年那些觉得他的脑子“瓦特”了的同学们羡慕不已。一时间，郑德大在上二医口腔系名声大噪，成了几百名口腔系学生中的名人。

1979年的金秋，郑德大和上海铁道学院1979级的数百名本科生一起，迈进了位于上海南站附近的上海铁道学院的大门。但他这次是以研究生的身份入的学。到了学校，戴的是红颜色的校徽。就在刚入学的79级青葱本科生们在学生食堂吃饭时，常常为排队加塞这类小事情大打出手的时候，郑德大却在教职工食堂和他的研究生同学们笃定地享受着炒小炒的教师待遇。

经历了1978年春的入学，退学，又考试，又入学，郑德大在短短的两年中，第二次迈进大学这所获取知识的“宫殿”，这就是他的“二进宫”。

郑德大他们这批研究生是上海铁道学院基础部应用数学专业有史以来招收的第二批研究生。78级只招了7名研究生，79级招了12名。两级19名研究生于1981年同时毕业，故统称81届研究生，是该校建校以来的第一届研究生。这届数学专业的研究生中除了郑德大一个人，其余全部是文革前和文革中毕业的数学系和物理系的男性老大学生(从62届到70届的)。

这些同学要比郑德大年长很多，有个别同学的年龄比老师都大，而且大部分都是已婚的，在单位上从事专业工作多年的大中学校的教师，工程师等。郑德大是这个研究生班年龄最小，入学前正规学历最低（小学毕业）的一名小弟弟。

班上的大哥哥们对德大这个小弟弟关爱有加。在学习上他们不厌其烦地帮助这个基础相对薄弱的小弟弟答疑解惑，在生活上也处处照顾他。郑德大记得一位兰州铁道学院来的师兄叫陈化成，他和梅兰芳是同乡，也是个戏迷。每逢周末，他们两人就一起到市里看京剧，其中一出戏就是《二进宫》。有时看戏晚了，无法赶回郊区的铁道学院的宿舍，陈师兄就在德大家里凑合一夜。节假日和周末郑德大偶尔也请一些班上的大师兄们到他家里打打牙祭，品尝他外婆亲自烧的正宗四川菜。

他们这个研究生班主要有四位老师，楼世博，金晓龙，丽萌和史定华教授负责给他们上专业课和论文指导。楼世博是学科带头人。

入学后学了几门专业课后，郑德大对概率论，可靠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选定史定华老师作他的论文指导老师。史老师是64届的江西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尽管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当时的职称只是个讲师。史教授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可靠性工程中的故障树分析（FTA）的定量分析方法。

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笔者意外而惊喜地发现，郑德大在上海铁道学院应用数学研究生班的研究论文居然和笔者在北京轻工业学院读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在一个领域，同属可靠性工程下的故障树分析。只是郑德大的研究方向偏重于故障树的定量分析方法；而笔者的硕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则偏重于建立故障树模型和实际应用。

1981年底，当我们绝大多数77级同学正为本科的毕业论文和毕业后的出路而奋战时，郑德大顺利通过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以上海铁道学院第一届研究生的身份毕业留校任电信系的数学讲师。上铁第一届毕业研究生共有五十几位，郑德大是其中最为年轻的一位。

虽然郑德大是退了学的“二进宫”，但他还是跑到了我们大部分77级同学的前面，比我们早毕业，早当上讲师。笔者和德大同是69届初中生，同样在1977年考入大学，但笔者是1985年才拿到硕士学位当上讲师。

郑德大上海铁道学院研究生班毕业证书

上海铁道学院81届研究生合影。楼世博老师一排左7，郑德大四排右6

郑德大1984年获美方的奖学金赴美留学，几年后获得数学博士学位。他在研究生期间主攻离散数学，图论。郑德大的博士论文是图论方面的着色定理，如何用最少的颜色画一个点线的图。

获得博士学位后，郑德大在美国几所大学教过书。后来又转行从事IT行业的工作至今。

京剧票友

如前所述，郑德大在文革中喜欢上了京剧。1971年的下乡风波平息以后，郑德大虽然暂时得以留在上海”养病”，解决了近忧，但是母亲心中的远虑还没解决。那时免去上山下乡的一条既光荣有实惠的出路就是去当兵。郑德大是个高度近视眼，又有”高血压“，当野战部队的兵肯定没门儿。母亲想到了儿子唱京剧的爱好，就想让儿子去试试考文艺兵。

母亲知道和邻居孩子们在一起唱唱样板戏的功底不足以让儿子考上部队文工团。必须拜专业人员为师。正好母亲有一个同事的儿子叫周鲁中，当时在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剧组中扮演李勇奇的B角。当时这个小周年方24岁，还没有女朋友。郑德大的母亲就主动为小周张罗着介绍对象。

头一次介绍的是郑德大家的一位亲戚，但是人家小周没瞧上眼。郑德大的母亲并没灰心，紧接着，又给他介绍了一位自己老同学的女儿，一位年方20岁的美丽的上海姑娘。郑德大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相亲是在郑德大家里，小周看到这位姑娘后非常中意，心里高兴，当时就唱了一段“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他那正宗专业的唱腔在郑德大的邻里回荡，好多邻居听到这声音都过来仔细地听，老邻居们纳闷,过去一帮臭小子老在他们这里唱样板戏，但吱吱呀呀的声音和今天的简直无法相比。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郑德大充当小红娘（电灯泡）陪着这姑娘去小周家好几次，终于促成了这门亲事。小周出于感激红娘之心，临时收郑德大为徒弟，让他每天利用午休的时间到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的剧组来找他学戏。

郑德大在亚特兰大77级纪念入学40周年活动中演唱<智取威虎山》中的参谋长唱段

利用到《智取威虎山》的剧组向周鲁中学戏的机会，郑德大也见到了该剧组的名角童祥苓（杨子荣）、沈金波（参谋长）、施正泉（李勇奇）、齐淑芳（小常宝）、王梦云（李母）等名演员。郑德大回忆说，这些名演员都很朴实，接地气，没有一点大腕儿的架子，对于这个利用中午时间来剧团学习的毛头小伙子郑德大都很客气。

向周鲁中学戏学了三个月，1971年底正好南京军区文工团来上海招文艺兵，郑德大的一个熟人介绍他去考试。考试的时候，郑德大唱了几段样板戏，考试的老师说这个小伙子唱得不错。但最终文工团没有录取他，据郑德大猜想是他的颜值不够高。于是乎，德大以唱戏为出路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自从1977级高考以后，读书学习成为郑德大生活的中心，考大学，考研究生，出国，再读书，找工作，定居，成家生子，除了1980年代在上海时偶尔看看京剧，学习京剧就不再是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了。来美国之后郑德大只是偶尔在朋友家庭聚会的时候唱几段样板戏助助兴。

郑德大在亚特拉大戏社第一届戏剧春晚上的出演《霸王别姬》中的霸王

但是德大的京剧情结始终深藏在内心。2016年亚特兰大戏剧社成立。一个偶然的机会，郑德大去听了一个由胡丽萍老师主办的京剧讲座。在那里他很欣喜地结识了一群亚特兰大和他同样爱好京剧的发烧友和曾经是国内专业京剧演员的老师，他内心深处的京剧情节被唤醒了。他要继续拜师学戏。通过这个戏社，郑德大又一次拜师，开始了京剧深造的旅程。

事隔将近半个世纪后的重新拜师学戏，德大的心情也完全是今非昔比了。这次学戏没有解决生活出路的压力，完全是出于对京剧这个国粹的喜好。而学习的内容也从样板戏到以学习传统剧目为主。学戏的过程，不仅限于学习京剧的唱法，表演，而且要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诗词，内容要比1970年代只学样板戏更加深入广泛。

郑德大在亚特拉大戏社第一届戏剧春晚上的出演《包龙图》中的包公

除了内容之外，德大学戏的物质条件和半个世纪前不可同日而语，过去在上海是两家人同住一栋连体房，他们唱起京剧来恨不得整个弄堂都听得见。现在是一家独住一栋三层小洋楼。德大为了不打扰家人和邻里，每次练声都是在地下室里关上门练，练唱的时候有音响放伴奏，日久天长的，连他家的狗狗布鲁斯也会随着伴奏的起伏声哼哼几句了。因为通讯技术的进步，德大还跨地区，跨太平洋地拜师学艺。

从2017年春开始，他拜原沈阳京剧团的老生，旅居美国休士顿的周新来老师学习净角，后又学生角。从2017年11月开始，他又拜现任山西京剧团的花脸谷志民老师学净角。在亚特兰大戏社，他和其他京剧爱好者一起，拜胡丽萍老师为师，学习发音，咬字和舞台表演技巧。

经过专业老师的指点，郑德大的戏路变得更加宽了，现在他不但可以唱净角，也可以唱生角。而且唱戏及舞台表演的技巧也得到极大的提高。多次参加华人社区的演出，得到了广大华人观众的如潮好评和阵阵喝彩。观众的肯定为德大的进一步提高注入了新的动力。

郑德大在亚特兰大天津同乡会春节聚会上出演《赤桑镇》中的包公

后记：

在阳光明媚的五月母亲节的那天，我又一次访问了郑德大的家。这次见到了他那在乔治亚理工学院工业工程系读书的儿子，一个非常阳光帅气的小伙子。他和父亲刚刚从外地看望90高龄的奶奶回来。

回顾郑德大的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步，我深深地感到，郑德大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为独子的健康成长呕心沥血，使得郑德大在动乱的环境中没有迷失方向，没有蹉跎岁月，而是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成就了今天的他。在母亲节的当天，我请德大代为转达我对他母亲的真诚的敬意。

郑德大的全家福

郑德大夫妇和笔者

2018年5月23日落笔于柳树溪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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